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深化与创新,其理论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生产力、分工以及科技作用的论述,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新与探索,突出了科技创新和劳动者素质提升的核心作用。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要点是生产力发展共同体的有机融合,涉及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辩证统一,并通过微观具体劳动到宏观要素协同实现高效整合。其建构机理聚焦现实的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接榫,强调通过教育、资源集聚和交往形式的变化释放人的能动性,推动生产力革新。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能够推动生产力共同体的形成、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高质量科技成果转化是高校服务国家整体创新的必然要求和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使命,高校概念验证工作是将实验室研究成果推向实际应用的关键桥梁。目前国内高校概念验证工作尚在起步阶段,欧美高校已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概念验证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分析其运行模式,对我国高校更好地开展概念验证工作具有借鉴意义。回顾欧美概念验证发展历程,梳理出概念验证的发展阶段和特点,并以欧美两所高校概念验证中心为案例,从服务目标、组织架构、资金来源、资助模式、特色优势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为我国高校开展概念验证工作提出建议,助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高质量发展。
基于质性研究材料,采用组织社会学中新制度主义理论学派的理论视角以及“过程—事件”的研究方法,以一个县域应急救援志愿组织发展历程中的实践遭遇为研究对象,试图从看似非理性的组织行为背后的内在理性逻辑和合法性机制理解和阐释组织主体性,明晰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之间相互矛盾又相互影响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社会组织立足乡土性基础发挥主体性,通过适宜的组织策略,在扮演好政策协作者的同时也是村民利益的争取者,进而调适不同制度间矛盾或冲突所产生的合法性问题以实现耦合效果,其动力来自乡村社会中的伦理关系与道德习俗激发出的情理。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同时也对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发挥了赋能功效。数字经济赋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从理论上看,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数字赋能相关理论要求和数据要素理论的内在要求;从价值上看,遵循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内在要求;从关系上看,两者具有较强的关联效应。在数字经济赋能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将有效缩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将得以优化,数字经济的适配性和普及性将显著提升。但同时也需正视赋能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包括统筹协调性问题、群众获得感低、赋能失衡等,对此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构建“数字经济—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服务”三维互动机制,坚持因地制宜推动数字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持续赋能,以此不断优化均等化质量和水平。
法学方法论的完善是推动法学实证研究转型的内生动力。法学混合研究方法,又称法学混合分析方法或多重方法分析,因其融合定性与定量方法的优势,逐渐成为法学实证研究领域的第三种研究范式。混合研究方法所展现的方法优势、研究质效、学科适切性,证成了其适用于法学实证研究领域的必要性逻辑。尽管法学混合研究方法可能遭到“难以跨越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间的鸿沟”的方法论质疑,但可以借助哲学解释学的理论立场,即纯粹实证研究的不可能性,进行二者在哲学基础上具有兼容性与互补性的有力回应。为进一步确保混合研究方法在法学实证研究中的应用性与理论对话的有效性,应当系统、全面地构建具体可行的研究步骤和实施程序。基于混合研究方法的功能特性与组合模式,可从三种功能维度进行设计,即以多重核验式混合方法设计实现互证功能、以解释性顺序混合方法设计实现阐释功能、以探索性顺序混合方法设计实现建构功能。
伴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生活领域日益显现不同于以往的资本价值增殖及劳动剥削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当下的资本运动过程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借助《资本论》呈现的资本循环周转原理,我们能够充分明晰数字资本的流通过程,进而结合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及社会关系的革新把握其本质内涵。最终,处于资本逻辑驱使下的资本价值增殖本性必然引起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集聚与频发。对数字货币、数字劳动、数字商品的规范化治理,能够帮助我们有效防范、应对系列风险危机,进一步寻求破除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媾和机理的时代方案。
听证员的角色定位应当以代表社会公众针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发表意见为基础予以界定。听证员参与检察听证应当以形成案件审查处理意见为目标,检察机关组织检察听证也应当以听取听证员对案件处理结果意见为目标。检察听证员机制运行实践面临以下现实挑战:听证员代表性不足、来源构成比例失衡;听证员确认中检察机关单方主导,利害关系人参与缺位;听证员参与听证缺乏实质性,听证结果约束力不足;听证员权利保障不全面,责任追究体系不健全。基于听证员就个案形成实质化审查处理意见为核心的应然功能定位,应当以主体适格和实质参与为目标导向,推进听证员在检察听证中充分发挥预设功能。在选任管理环节,应当由检察机关自选自管转向司法行政机关选任管理;由偏重专业性转向偏重代表性;由封闭遴选转向开放登记。同时,要优化听证员个案指派机制,取消检察机关在听证员库外直接邀请听证员的程序空间;明确司法行政机关的随机指派规则;引入听证利害关系人参与听证员指派。在参与听证环节,应当探索构建检察官审查处理意见与听证员听证意见同步协同形成机制,以证据材料审查判断规则完善为基础提高听证员事实认定能力;以意见理由表达辩论规则完善为基础提高听证员法律适用能力。在权利义务配置方面,应当实现听证员由“参与”到“办案”的权利类型转轨,由内部追责向司法责任的责任形式拓展。
以新《证券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研究资本市场强监管对审计机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新《证券法》实施主要从处罚力度和诉讼便利方面加强了资本市场监管,违规企业审计费用显著增加。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强监管显著提升了违规企业审计投入,增加了违规企业诉讼风险,审计机构索取了更高风险溢价,压实了中介机构责任。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低内部控制质量、非“四大”审计、较少分析师关注,以及所在地区社会信任环境较差的公司。研究结论对监管机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三次分配被视作共同富裕重要途径,其是缓解社会阶层分化、塑造村落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但在现实生活中规模性的、地域性的“自愿的缴纳和捐献”却较为罕见,这也使得福建南部晋江市“新乡贤”竞相捐赠的盛况显得极具研究价值。与常见的对自然灾害、疫情防控等能博取较高社会认可度的项目捐款相比,晋江市“新乡贤”的捐赠行为大多与个人乃至家族的生活事件紧密结合,父母做寿、子女结婚、孙辈诞生是驱动慈善捐赠行为的重要契机,其捐赠金额和频率会展现出明显的差序格局。从“新乡贤”慈善捐赠行为背后的驱动力量乡村社会中生成的过程来看,捐赠行为在晋江市以嵌入日常生活的状态出现是个体化思潮、共同体情感和地方文化传统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本质是具有新内生发展特色的“推己及人,互惠共生”的行动伦理。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是构筑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发挥两者协同效应是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题中之义。立足新结构金融学理论并结合高水平开放顶层战略部署,引入金融稳定和产业开放结构性因素,采用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00—2020年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协同效应的时变趋势,接着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遴选影响两者协同效应的关键因素,进一步构建SVAR模型验证上述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样本期内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协调度则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态势,从耦合协调角度验证了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日趋完善协同互动的演化进程。灰色关联度模型验证了高水平开放视域下维护金融稳定、扩大产业开放是发挥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协同效应的核心因素。SVAR模型进一步论证了金融稳定与产业开放也是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战略重点。